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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生只做一件事

新闻作者:中冶环科 慕麟       阅读次数: 469   发布时间:2019-10-8   

题记:张弥曼,1936年4月17日出生于江苏南京,原籍浙江绍兴,古脊椎动物学家,中国科学院院士、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,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、博士生导师。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;1992年担任国际古生物协会主席;1993年担任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长;1995年被选为伦敦林奈学会外籍会员;2011年当选为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 ;2016年10月获得罗美尔-辛普森终身成就奖 ;2018年3月23日获得年度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。

看到《朗读者》中张弥曼院士的故事,心中特别有感触。张院士与我们算是同行,只是我们在最基层的地质生产单位,她在研究所。她就是我们地学人的楷模,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榜样。

野外工作的艰苦难以想象。

张院士年轻时,每年约有三个月,她都随地质勘探队在荒野采集化石。大家可以想象,作为一名女性,六十年代物质匮乏,在荒郊野外工作是多么的辛苦与艰难,当时野外勘探基本靠腿,背着重达二三十公斤的行囊,一天步行二十公里,是再平常不过的,就是这样,她也从未落在别人后面。

那是一段艰苦的岁月。白天翻山越岭,晚上住宿在村里祠堂、老乡家里或是在荒郊野外打地铺,没有办法洗澡只能用毛巾擦擦头发。整日在泥地里挖,蚊子、跳蚤、臭虫、老鼠什么都有,闹得人“白天黑夜都没有安稳的”,每次从野外回家都带回一身虱子,回家后用锅煮。但这也成为了张弥曼如今最怀念的日子,她常常在夜里被虫子闹得睡不着觉,但白天还是精神头十足。“大家都是年轻人,在一起特别开心,都能扛下来,也不觉得辛苦。”说起曾经岁月的时候她一脸笑容。这样的条件下练出了大胃王,一次她就着臭豆腐吃下了一斤米饭,一斤烙饼。

有着一生只做一件事的执着。

张院士父亲是留美医生,少年时她的理想是当一名医生,1953年高中毕业时响应国家号召,报考了北京地质学院,大一的时候被选派到前苏联留学,1960年,张弥曼回国,进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工作,开始了她近一个甲子的寻“鱼”生涯。

“文革”前张院士被派往瑞典学习期间,她就已经在着手云南早泥盆纪肉鳍鱼类的研究。然而很快“文革”就开始了,她提前被召回国。1980年,张院士再次访问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,还原的是云南曲靖的杨氏鱼。它的颅骨化石只有2.8厘米长,为了深入研究杨氏鱼的结构,她用连续切片法,切片厚度是1毫米的化石切20片,再把切片上的结构画成图,她一共画了540多张图,再把这些图连接起来就是杨氏鱼的颅骨结构,这一点有点像现在的3D打印技术。张弥曼回忆,最大的那幅图,她一口气画了14个小时。当她开始这场艰巨的工作的时候,同事劝她这样做会得心脏病的,她也不为所动,渐渐地,博物馆里的人都知道这个中国女人“不睡觉”。

张院士回国后担任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。惋惜于错过的时光,她工作起来总是格外拼命。作为该所历史上唯一的女所长,她完全没有让事务性的工作耽误自己的科研。在两届任期内,她的学术成果甚至比之前更多了。

前些年她与同事合作撰写有关伍氏献文鱼的论文时,为了取得更确切的实验数据,七十多岁的张弥曼不顾自己年迈多病,几次奔赴上海,利用兄弟单位的实验设备反复检测,直到取得准确满意的结果方才定稿。

进入人生的八旬后,她依然对化石投入最多的精力,之外的事情都不大介意。每周除了和远在美国的女儿视频、看望生病的妹妹,其余时间她都会出现在办公室里。小时工每周到家里做两次饭,每次做好她就可以连着吃上两三天;而办公室的地上,干脆放着大包的即食燕麦片。有次接受采访时记者看到,张弥曼的午餐是前一天所里开会统一发的盒饭——昨天她吃了一半,剩下的正好可以再吃一顿。

近年来,尽管工作速度已经比年轻时慢了许多,但她严谨认真的作风却没有丝毫改变。同事评价她总是“极度谦虚平等”,即便是修标本、拍照片、画图这类辅助性工作,也都亲自动手。“如果现在每天能工作六七个小时,我就特别高兴了。”她感叹道。

张弥曼很喜欢苏轼的一句诗:“门前流水尚能西,休将白发唱黄鸡。”有年轻人问她,该怎样消解日复一日平凡工作、生活所带来的倦怠感?“我真的不知道,”张弥曼迟疑了片刻,眼神里闪现出一位老人最真切的关怀和一丝真诚的困惑,“我总觉得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了,真的没有时间倦怠。”

科学精神永不放弃。

随着张院士在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研究的深入,她的研究成果挑战到瑞典学派代表人物雅尔维克,也就是她后来的导师的观点,有一段时间,当她的导师看到她还在写有关四足动物起源的论文,就告诫她,不要再写了,她已经做得足够好了。看见她的鱼化石,就说该死的鱼。就是在这种环境下,她还是坚持自己的研究。她说,作为科学家,只能是看见什么就说什么,否则还算什么科学啊。对于董卿追问是否怕拿不到学位,她的回答是,拿不到就拿不到。

张院士在担任所长期间,与几位同事开始收集、挑选国外优质的论文、资料,希望将西方自60年代中期开始盛行的先进学术思想引入国内,通过这样的方式,西方的学术思想很快地被运用到国内的科研工作中,极大的推动了国内的学术研究。在指导学生的时候,她总是把有可能出成果的科研给了学生,而把那些“硬骨头”留给自己。她总是说,虽然发生生命演化节点的时期容易出成果,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也需要有人做,也需要给生命演化提供更详实的依据。

张院士的学生周忠和院士评价她一直是个“学术型的领导”,“外国专家到所里做讲座,一般人如果有一两句听不懂的,可能含混一下就过去了,但她一定会追着问:‘对不起,能不能再说一遍?’她也不着急,也不会因为已经是大教授了,问这些问题而不好意思。”无论是对学生还是对自己,她都十分严格,但她并不古板,总会尽最大可能帮助后辈。

周忠和院士年轻的时候因为发现了两块重要的鸟类化石,原本研究鱼类的他提出想转去研究自己更感兴趣的鸟类,这在当时是很不合规矩的事,但张院士站出来支持了他。不仅如此,后来她还主动帮他联系到了参加国际会议的机会,为他出国深造写推荐信。

早年所里刚开始与外国学者合作时,一直有个不成文的规定:如果一项研究所用到的化石是由中方学者提供的,那么无论中国人有没有参与具体的研究工作,论文发表时都要被列为主要作者。但张院士叫停了这一“传统”——这样的做法赢得了国际古生物界的尊重,更为日后国内外学者的交流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,就把为民族谋复兴,为人民谋幸福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,近百年来初心不改。祖国七十周年华诞之际,授予于敏、孙家栋、袁隆平、黄旭华、屠呦呦等“共和国勋章”,都是科技界的楷模,他们与张院士一样,平和、谦逊、对科学的热爱,对名利的淡泊。不忘初心,牢记使命,时刻听从祖国的召唤,为了祖国的强大可以奉献一切,这是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,坚持这种精神的人是我们共和国的脊梁,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
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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